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初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在14歲的生日，那時候連鎖院線還沒有入侵，台北到處都是電影院，看電影是週末最尋常的消遣之一，不過別誤會，寫此篇文章並非要塑造自己一個電影神童的神話，對我這樣一個呆頭呆腦的國二生來說，大部分看的都是周星馳、許冠文或當時流行的功夫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很可能是第一次走進戲院觀看娛樂性較淡的體驗，還記得回家父親問我好不好看，我回答滿喜歡的，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現在還很清晰地映在腦海，父親大概是是認為我不懂裝懂，到了扮成熟的年紀，他所不了解的是，沒錯，我確實沒有幾分理解，楊德昌的電影語言畢竟和香港和好萊塢片廠作品有段距離，背景也是自己完全沒有概念的年代，但被壓抑的感覺卻緊緊地抓住少年的我，穿著制服，每天被困在學校的日子是一輩子的夢靨，直到現在，隔個幾個月不常做夢的我還是會夢到自己坐在教室裡，面對一題都答不出來的考卷。小四從個性到社交圈子均與我相差十萬八千里，我既不衝動，對幫派更是毫無好感和興趣，相同的是，我們都和體制與社會氛圍格格不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所產生心靈底層的共鳴，是以前不曾有過的。14歲是我開始摸索自我的年紀，那一年，我讀到Camus的”L’Étranger”，老實說更不明白，奇妙的是，共鳴感更強烈，更覺得書裡的主人公就是自己的寫照。於是我慢慢認知到自己不論跟大環境還是某個多麼親密的個體間，總是有份莫之能禦的疏離，比起對他人的好奇與熱情，我對探索自己的內心更加感興趣，近20年過去了，生日我還是最喜歡一個人過，和自己藉著一部電影或一本書對話。相較很多和我差不多年紀接觸到存在主義之類的文青，我既不早慧也不聰穎，還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逃離一個網羅又掉進另一個網羅，從未激發出任何讓自己或他人眼睛一亮的火花，這些東西只是一直伴著我，並遲緩地招喚出其他的作品和想法。小時候老是會想，等到不用穿制服了，等到整天枯坐在書桌前發呆的日子過了，就可以逃出樊籠，中年的我再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完整修復後，卻悲涼地認識到自己從來沒有呼吸到自由的氣息，脫離學校的體制，還有社會集體意識型態，還有資本主義的道德體系，更是鋪天蓋地，牢不可破，我依舊還是個邊緣份子。小四最後丟棄了指引道路的光明，殺死自己的理想，「這個世界是不會改變的」，不願投身其中，唯有絕望地一刀兩斷。而我呢?沒有勇氣切割和世界的聯繫，路越走越窄，還在苟延殘喘，夾縫裡求生存，蒼涼活到中年的小四，少了點熱情和絕對，多了些世故和算計，又該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