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ó

畫面上左右各有一棟農舍，右邊是透視的，裡面又是驢又是雞又是兔子，和梯子架子等工具混雜在一起，另一棟仔細描繪斑駁的牆面，只能從開敞的大門看到裡邊一頭家畜的臀部，中間是一派鄉村景緻，田裡滿是農作，一條小徑的盡頭有名女性在清洗或處理作物，前方有條小狗在路旁叫著，圖的下半部是褐黃色系的土地，上半部是蔚藍的天空，一棵細樹在中間扭曲地拔起，將天與地結合起來，整幅畫處理的對象很多也很細緻，對稱的構圖與事物略簡化的幾何圖形卻使得這畫絲毫不顯雜亂或令視線迷失其中。這是Joan Miró於1921至1922年繪製的”La Ferme (The Farm)”，那時Miró已經29歲了，在巴黎闖不出什麼名號，此幅描寫家鄉加泰隆尼亞小鎮Mont-roig del Camp景色的作品同樣乏人問津，不過當時旅居法國的美國作家Ernest Hemingway一看到可是驚為天人，經濟拮据的他硬是向朋友籌措了五千法郎購下了此畫，回程坐著計程車呼嘯慶祝地凱旋而歸，Hemingway的眼光是精闢出眾的，”The Farm”後來被公認是Miró的關鍵之作，代表畫者風格的純熟，Miró自己亦稱此作為一個階段的里程碑。Miró並沒有停留在”The Farm”的階段，形體越來越簡化越單純，色彩日益鮮明更顯生命力，逐漸發展成為大眾最熟悉，看起來流露童趣，充滿詩意的個人特色。在巴塞隆納的Fundació Joan Miró坐在藍色系列前面的經驗是永難忘懷的，直到現在仍時常懷念，Miró的畫作就是有一種寧靜，釋放心靈的效果，特別是他的大型作品大量並置的時候，這也使得Miró特別適合大展，60年的時間實在讓英國人等得太久，展覽期間Tate Modern總是人潮洶湧就一點也不足為奇，我自己就去了好幾次，並是不要炫燿多有上進心常常到場鑽研，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只是想坐在藍色系列和”L’Espoir du condamné à mort (The Hope of a Condemned Man) ”前面一陣子而已。必須要說的是，Miró的許多作品也不僅是表面看來鮮豔詩意，眾所皆知，他的許多慣用符號都直指在法西斯政權下被禁用被打壓的加泰隆尼亞傳統服裝配飾等物件，大戰時期的焦慮也讓畫家創作了許多系列的作品，他的” Natura morta del sabatot (Still Life with Old Shoe)”更常與Picasso的”Guernica”相提並論。如之前所言，Miró一直都在追求創新，年過七老八十依然勇於自我突破，晚年焚燒畫布所形成的和在街頭塗鴉等作品，教人打自內心地感佩宗師不止歇的創作進程。而我，又勾起了想再次拜訪巴塞隆納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