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af Satans bog (Leaves from Satan’s Book)

1918年的某個夜晚，丹麥著名的電影與劇場經理人Frede Skaarup邀請了Nordisk旗下所有的導演共賞美國電影，動機很簡單，觀摩學習一下影業大國的產品，對提升自家水平應有所裨益，這些導演中包含當時很年輕，處女作尚未面世的Dreyer，很明顯地，小夥子對Griffith的Intolerance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相隔不到一年，Dreyer推出了同樣以一個主題貫穿四段歷史故事的Leaves from Satan’s Book。兩者相較Intolerance自然規模更大，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在當時都是空前的，現在說到Griffith都會提及他對好萊塢包含製作到電影語言的奠基者地位，Intolerance正是十分貼切的例子，巴比倫場景的佈置之壯麗，動用演員之眾多，即使今天看亦會不禁訝異，而遠近和特寫鏡頭的頻繁轉換，以及四個時空交錯將Griffith最負盛名的交互剪接推向新的頂峰，都使這部電影自始至終高潮迭起，未見冷場。既合邏輯又可以預見地，Intolerance造成的悲劇也是典型好萊塢式的，這齣野心勃勃的超級大片拖垮了Griffith公司的資本，自此雖仍拍攝過Broken Blossoms與Way Down Eat等影響後世深遠的名作，營運層面的頹勢卻難以挽回，再也沒有製作The Birth of a Nation和Intolerance等級規模電影的機會。Leaves from Satan’s Book雖然受Intolerance啟發，Dreyer畢竟和Griffith是完全不同類型的電影人，追求的並非叫人目不轉睛的影像節奏，而且Dreyer想必聽聞不少觀眾對Intolerance段落混淆的意見，Leaves from Satan’s Book採取較穩健的敘事方法，一個故事講完了才接到下一個故事，間中並無穿插其他三則的片段，緊張感當然不如前輩之作，但Dreyer在人物性格上的刻畫卻遠遠超越Griffith，兩個人，兩個工業的取向涇渭分明可見一斑。Leaves from Satan’s Book吸引人的地方在於Dreyer選擇了被誘惑的角色作為經營的對象，講述人性的掙紮與試煉，第一段至善的耶穌和至惡的撒旦法利賽人能夠大作文章的空間很少，猶大就可以在期待與焦慮間徘徊，能著墨的環節甚多，於是我們看到電影裡的猶大比聖經裡的形象複雜，也不只為了錢出賣夫子，當他拿到報酬時更像對自己被理解為貪婪感到悲傷。同樣地，第二段年輕的僧侶不論抵抗或遂行自己的慾望，過程都煎熬無比，結果都是失魂落魄。最後一段偉大的女性面臨的考驗最大，作為結局他頂住了威脅，Dreyer卻明白太光明的尾聲反而會減損作品的高度，讓他自戟身亡(其實當年Dreyer拍了一段「復活」的結局，DFI版本的DVD有收錄，但最後還是選擇有遺憾的版本)。除了人物個性的鋪陳，Leaves from Satan’s Book在畫面上也展現Dreyer的精心雕琢，許多構圖都如同巴洛克繪畫般優美且具戲劇張力，而因為此片處理的是更嚴肅的題材，Dreyer不像Griffith憑藉速度與遠近的改變造成律動感，他穩健的長鏡頭常常能夠反映出角色心境上的轉變，例如第三段Marie Antoinette宮破被捕的段落，橫搖鏡頭跟著角色一路步下華麗的大階梯走進角落狹小的囚室，一個鏡頭就呈現了皇后變成階下囚在物質和心理層面的轉折。如今回頭看Leaves from Satan’s Book的敘事架構不見得非常契合Dreyer簡練的風格，但經由這齣第二部執導的劇情長片，Dreyer對題材的偏好更趨明顯，我們也可以這麼說，Dreyer的野心不在製造場面而在心理上的壯闊與奇觀。

(The Passion of Carl Theodor Dre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