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覓蹤霧裡踟躕: 威尼斯雙年展2013：從國家館的存在漫談起

近一二十年來，每到威尼斯雙年展，總免不了掀起一番關於國家館存廢的爭論，質疑到了21世紀，藝術家四海遊走，乃甚不在母國居住和創作早成常態，拿國家作為定位是否還合時宜的話題，總要抬出來喧囂一陣。今年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的回應與往屆殊無二致，表示國家館乃雙年展的特色，若摒棄之將與文獻展何異？在我看來也是如此，國家館說穿了不過就是軟體上給予各國藝文部門（或負責遴選的人士、單位）推薦的權力，以及硬體展館上掛的地區名稱而已，並沒有具體的標準和規範，要選什麼國籍背景的藝術家，什麼文化背景當題材，端看各策展者的口味與詮釋。況且很多時候界限反倒更能引發突破，例如今年適逢法德建交50周年，兩國於是交換面對面的場館誌慶，試想如果沒有國家館制度，這把戲還能玩得了嗎？但威尼斯雙年展畢竟是當代藝術最受關注的盛會，還是有很多國家的決選單位和參與者無法以平常心看待，例如我的家鄉台灣。很早就聽說這次台灣因為三名人選裡有兩位是外國人鬧得不可開交，此問題可從很多層面討論，我就自最表面的看法開始說起，即便不小政治因素的成分使然，亦讓許多同胞不太甘願，作為國家館的台灣館並不存在，不管拿起官方免費導覽地圖，還是那兩本貴死人的巨本專書，位在黃金地段Piazza San Marco旁邊Palazzo delle Prigioni的所謂台灣館，一直以來都是掛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名義，被歸類在平行展(Collateral Events)而非國家館(Participating Countries)系列，帳面上代表的是座美術館，不是國家。當然，台灣人了解名稱不能盡如人意，實質內容卻是要抓的，只是在這個強調當代藝術的場域，廢除國家思維之聲浪都連年不止的今天，要不要必要拿雙年展當介紹國家的管道值得探討，就算選自己國人的國家，內容也不見得每屆都突顯本身的文化脈絡。舉英國為例，無可諱言，今年Jeremy Deller的作品具備強烈的政治批判性質，國籍的確一目了然，但從他和”Art Review”編輯Mark Rappolt的訪談，Deller壓根不認為有任何傳達國家訊息的必要，甚至若非Rappolt提醒，Deller對50年代英國藝媒認定雙年展代表懷有展現英倫文化使命的歷史完全不知情，即使得知後也馬上表示自己全然不考慮類似想法。更不用說上屆Mike Nelson打造各種塵土飛揚、暗房、工作室、中庭等房間的私人空間，以及前屆Steve McQueen以沒有雙年展期間Giardini展區荒蕪的雙重影像，皆無絲毫國家意象呈現。至於非本國籍的問題，其實也不是多麼稀奇的特例，今年德國館的四名藝術家來自不同國家，中國的艾未未，南非的Santu Mofokeng，印度的Dayanita Singh，和德國本地的Romuald Karmakar，他們都有在德國創作、舉辦個展的經歷，但作品卻不見得與日耳曼文化有直接的關連，卻反倒顯示了德國對藝術的包容和成熟。相形下台灣(北美)館至少多數展品與台灣關係緊密，許家維用古今交錯、官方史載和民間傳說探討神話演進，白伯恩(Bernd Behr，為德台混血，也算半個台灣人)將日據時期電影院解說員辯士、二戰最後投降的高砂義勇隊士兵李光輝，以及台北市和萬里的未來屋並置，呈現另一種面向的寶島歷史，皆為十足台灣中心思維的創作。即使捷克籍Kateřina Šedá的作品，以行動藝術在雙年展尋找台灣館，國家概念依然鮮明(雖然拿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後共用展館對照無法正名的台灣館，我個人認為兩者的連結未免有些牽強)，台灣實在用不著過度敏感，況且現在歐美有點名氣的藝術、設計學校，每年畢業展總能看到一大票台灣學生的名字，台灣其實並沒有想像中地缺乏舞台，亦不用把過去西方佔有東方話語權的陰影老拿來嚇自己，有趣的是，照此邏輯，台灣創作者黃瑞芳代表吐瓦魯的作品又是企鵝兵馬俑，又是水面上的功夫企鵝，恐怕才有後殖民主義論述的嫌疑吧？說句老實話，這次逛一圈雙年展，東方華人面孔氾濫的印象絕對大過西方，尤其大陸多得嚇人的平行展館，連肯亞國家館都一大半八竿子打不著邊的中國藝術家作品，我看雙年展真正該側目、憂心的，不是西方如何詮釋第三世界與東方，而是已發展東方怎樣拿第三世界當展銷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