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2013威尼斯雙年展的一些印象

50年代一名來自義大利的美國藝術家Marino Auriti，提出在華盛頓特區建立一座包含所有古往今來人類文明巨型博物館”Il Palazzo Enciclopedico (The Encyclopedic Palace)”的想法，在他的計畫裡，這棟圓柱型的建築物高達136層，將會是當時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但這種超乎想像的野心，不要說戰後不到十年的美國，即便到現在任何地方，都難以付諸實踐。到頭來Auriti除了申請專利權，只能在賓州老家做了一個1:200的模型聊以明志，而且就算模型也大得驚人，最後Auriti只好拆了堆在倉庫裡，後來被紐約American Folk Art Museum收藏，但這狂想般的地計畫就此淹沒在歲月裡，鮮少為大眾提及。直到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把Auriti的架空之作拿來當作主題，打起當代藝術與歷史文化結合的旗幟，傳統認知上的藝術家作品和海地巫毒幡旗、神祕主義和祕教的繪畫與塔羅牌、石頭切片陳列、西方宗教畫等並置，將藝術和整各人類文明畫上等號的企圖心，透過多元且破紀錄的展件一覽無疑，但有點諷刺的是，Gioni一方面強調國家館制度讓雙年展和文獻展存有本質上的差異，他自己主導的主題卻似乎有那麼一點靠向文獻展的趨向。

 

國家館方面相較下環境議題些微突出，斯堪地納維亞諸國傳統注重類似主題，今年亦不例外。本屆北歐館輪到芬蘭操刀，Terike Haapoja在深暗的展館裡放置五個泛著藍光的光盤，裡面是五種動物貓、狗、鳥、馬、牛，以紅外線顯示生命消逝的過程，體溫由紅色慢慢褪去，直至趨於一片幽藍。

 

芬蘭的另一座展館Alva Aalto Pavilion兩年前被一株倒下的樹壓垮，被迫中止展出，這事件我還有印象，一顆樹在藝術家全然沒有預料下，徹底改變展覽走向，完全逆轉藝術創作者概念為唯一導向的思維，兩年後Antti Laitinen以此為發想，探討自然與藝術間的關係。樹木有點令人意外地成為不少藝術家使用的媒介，例如Krišs Salmanis把枯樹倒吊在拉脫維亞館內，漫地枯葉，整各空間還散發淡淡木香。比利時藝術家Berlinde De Bruyckere找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Coetzee策展，眾多樹體纏上綁帶，結合成巨大的裝置，攤平在地板，不少部分還塗上紅色顏料，處處透露生命的脆弱與無力。

在威尼斯談環境變遷，必然避不開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吐瓦魯、巴哈馬等深受威脅的國家都圍繞相關議題，馬爾地夫還很幽默地在展館吧檯門口貼上一張「在馬爾地夫沉沒前喝一杯吧！」的廣告。其中最受歡迎，可能也是最簡單，最吸引人注意的作品，智利館Alfredo Jaar做了一座栩栩如生的威尼斯模型，從水面上昇起，旋復沉默水底，講的是自然氣候，還是文明的璀璨與隕落，實堪玩味。

 

我個人非常喜愛西班牙館，和環保勉強也可以扯得上邊。Lara Almarcegui長期關注城市與自然衝撞下的環境變遷，這次他把威尼斯Murano旁邊一座現在荒廢小島Sacca Mattia上的土礫、木屑、玻璃碎片等廢棄物拿來展示，藉由Sacca Mattia審視Murano著名的玻璃工藝產業，甚至威尼斯的觀光業，背後所承載的環境代價，交纏過去和未來的空間對話，沉靜地撼動觀看者的心弦。

 

首度參展的安哥拉抱走國家館金獅獎，可說爆了個結結實實的大冷門，Edson Chagas在Palazzo Cini裡放了24疊海報大小的印刷紙張，觀眾可以自由拿取這些紙張，紙張印刷的是安哥拉首都羅安達某些不知名的角落，一張椅子，一樽空瓶，一堵斑駁的牆壁等等，這個名為”Luanda, Encyclopedic City”的作品，很巧妙地呼應主題” The Encyclopedic Palace”，和Auriti的想法完全不同，這裡不是在收集，而是給每位蒞臨的觀眾帶走自己選擇的羅安達記憶，到最後，Palazzo Cini的館藏仍在那裡，Chagas的東西將一件不剩，它們收藏到世界各地去了，那關於羅安達的百科宮殿，在除了原展地的所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