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Klee: Making Visible

上個世紀初，除了巴黎，在德語區裡，一戰前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以及兩次大戰間的德國威瑪等地皆為人文薈萃的藝術重鎮，在這些地方，Paul Klee都曾留下足跡。方格色塊和弧線與直線、簡單的箭頭符號和幾何圖形，呈現童趣的人物與動物，以及漫夜星光閃爍和月光下的阿爾卑斯山，Klee用自己的線條和顏色把外在世界與純粹抽象作圖像的連結。”Paul Klee: Making Visible”特展以時序的方法，跟著作品經歷Klee人生各個階段，盡可能還原當年真實的環境與心境，例如依Klee的佈展偏好把一面展牆全部漆黑，或是播放Bach、Beethoven、Mozart、Wagner等著名德語作曲家的名曲，走過伯恩、慕尼黑、威瑪、波昂、柏林等城市，認識其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發展。可以看到早期家鄉和慕尼黑習畫受法國印象派的影響，被徵召入伍時期身體部位拼貼隱晦地反映戰爭景像，加入表現主義團體Der Blaue Reiter對自我特色的追尋，赴突尼西亞旅行對光線和色彩的感受，直到執教Bauhaus等校，同時奠基顏色創作與理論等生涯時期。”在所有 Klee的特質中，或許他繪畫和音樂的關係最值得注目。德國表現主義，特別Blaue Reiter和音樂關係密切絕非什麼新聞，大家都知道Blaue Reiter核心人物Kandinky具有聯覺(synesthesia)能力，能夠看見聲音的顏色和線條，特別是他最鍾愛的Wagner音樂經常成為創作的泉源，亦曾表示Schönberg音樂不確定形式的革命性突破，啟發自己對繪畫思考的新方向。而Schönberg本身除了是音樂家，同時也是名畫家，第二維也納樂派向傳統調性提出挑戰前一年，曾偕妻子和表現主義畫家Gerstl學習，與Blaue Reiter諸公亦多熟捻，所以當時音樂和繪畫的創新互相激盪影響，實為緊密的雙向交流。但平心而言，即使Kandinky花工夫著書立論，他的藝術思考是浪漫、精神性的，真正把繪畫的音樂性理論化，並不斷持續發展下去的是Klee。Klee出生在一個音樂世家，父親是音樂教師，母親受過專業聲樂訓練，六歲學小提琴，十一歲成為伯恩交響樂團的臨時小琴手，後來還取了鋼琴家Lily Stumpf為妻，和繪畫成就相比，Klee的音樂天份更早受到認同。Klee以他受到Delaunay色彩論啟迪(探討光線對色彩比例不同的色塊造成畫面的運動)，經過在Bauhaus帶領學生研究Ostwald的顏色系統，將科學辯證引入，建立一套互補、正反向、倒映交叉使用的方格序列知名，很多人對Klee作品的第一印象便是他的方格系列，”Making Visible”很詳盡地羅列了畫家與理論家雙重發展的作品。同時期，Klee在堆砌色彩理論之際，日益感到聲音和畫面本質上的相通之處，把音階和色調對照比較，開始從Delaunay的賦格式色彩，過渡到Klee的複音(polyphony)繪畫概念，色彩如同音符，可以透過像是作曲的配置，只不過可以從各種方向移動，甚至跳躍，我認為這正說明了為何Klee選擇繪畫而非音樂作為畢生事業，僅管兩者都有很高的造詣，終究Klee相信繪畫擁有更大(被解讀)的自由，音樂受限時間與順序因素，在此層面聽者被演奏者很大程度上侷限了。Klee複音繪畫的作品很多比他其他畫作規模要大上許多，同色系的小點形成區域，區域和其他區域再經由互補、和諧、相對等相互關係配置，表現畫面運動，達到音樂的對位效果，對我個人而言，複音繪畫是為Klee創作的頂峰，爾後點連成線、成為符號、區塊整合或散置，都是Klee在畫布上呈現節奏律動(或是刻意呈現無旋律調性)的方法，中心和源頭還是複音觀念。Klee繪畫與音樂結合的努力與探詢直至生命的尾聲，透過歌劇主題、安魂曲等樂曲，運用音樂性繪畫描寫死亡，頌讚生命，他既是畫家也是樂手，色彩是他揮灑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