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街道 平凡的午後

她站在忠孝東路善導寺站旁的人行道上準備穿過馬路，阻擋住她順利通行的紅燈讓她有一些餘裕可以觀察一下四周。這真是奇妙的一塊區域，她想；兩邊都是繁華的商區︰西面是站前的熱鬧地帶，東面則是從敦化商圈一直延伸到光華商場一帶的購物版圖。而這裡，在兩塊人山人海的區域中間，出人意表地只有交通工具奔馳在大馬路上的聲音，而人的喧囂倒是像被硬生生抽離了一般，卻是一種異樣的寧靜。
上次經過這裡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她想，對這裡的環境全然沒有印象但是又透露出一種強烈的台北都市相似性。也許，在這個城市裡只有寥寥幾種空間的記憶︰一類是因為熟悉而形成的記憶，一類是由於所發生的事件連帶形成的記憶，也許還有一類是自己本身從未實際到訪過，但是在某時候從媒體上得到的記憶，一種虛設的群體記憶。然而更多的是像這裡，那種甚至自己都沒有把握是否深藏在潛意識裡的記憶。一種平凡地像空氣似的存在，一種理性上被包圍的認知，然而也是一種感性上注定的遺忘。
一般而論，視覺是記憶形成的重要媒介，上述的媒體群體記憶即是一例，而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也在一開篇就強調視覺對求知的重要性，此觀念甚至深深地影響了乃後數千年的西方文明。但是，這種特點若是從反向而論，或許就會存有一種災難的可能性，有些事物是會被強迫性地看見而烙印在記憶中，她順著左手邊望過去不禁如此想。映入眼簾的是那棟要把台灣拱上「全世界都看得清楚的位置」的台北101大樓，它的不可迴避性大概在這座都市的硬體結構中是數一數二的，生活於其中的民眾似乎沒有什麼權力拒絕跟它發生視覺上的接觸，她自己就常常在某些較偏遠或狹窄的街道上詫異地瞧見它的一角。她不自覺地輕輕皺起眉頭，這棟建築物始終位在於一個她所不能理解的美學範疇。對她來說，那是一座當代的巴別塔，一座在經濟學所謂的摩天大樓指數現象屢見不鮮的今日，依然能在眾多光環加諸其身之下堆砌出來的奇觀。她依稀記得在螢光幕上有位專家口沫橫飛地稱讚分析台北101是座融合東西方美學及技術建造而成的建築。然則她不能理解的是，姑且不論其自大虛榮的出發點，那赤裸裸且完全外顯的古代錢幣和龍骨的東方元素形成的拜金圖騰究竟哪裡值得讚嘆。她認為，台北101大概只有克里斯托及珍妮克勞德這對藝術家夫妻能救得了，將他們一九九五年作品「隱蔽的柏林國會」的概念移植到台北，只不過，不只是十四天，而是永遠用白色布幕包裹起來。想到此處，她嘴角不經意地微微上揚，眉梢也不自覺地漸漸鬆緩開來。
她發現她所站的位置確實是一個頗為奇妙的地帶，右手方向可以看見站前新光三越的身影，左手方向也可以瞥見台北101的上層部分，兩座雙子星巨塔般的新舊地標就這樣各踞一方。而台北的都市氣質大抵上也與其地標相當契合，一棟又一棟缺乏個性的純商業性建築，總是在擁有光環不到幾年之內又拱手讓出，她想，這是一種更俗麗版的高達式戰後巴黎新國宅的扁平式拼貼。屬於她這一代的成長空間由於缺乏理性上的歷史深度而在面臨改變的時候常常沒有被討論的資格。她學生時代經常晃盪的牯嶺街舊書攤群在馬路拓寬之後只剩下區區幾家本身有店面的還在繼續經營，很明顯的是那整個韻味已經蕩然無存。而自此以後屬於她一個人的私暱書籍秘密花園也隨著書攤轉往光華商場，那在陳舊寬廣空間中淡淡散發出的書香味逐漸被擁擠潮濕氣味取代的同時，在書籍變成電腦高科技產業及情色文化成為此方之霸身後的幽靈同時，一步一步宛若無聲地漸漸敗退，而她與尼采、卡謬、王尚義和白先勇相伴的日子也同時淡淡地消逝在歲月中。任何生命中的進程對她來說似乎都是種妥協與無奈，想法與執著也跟著舊書攤逐步消逝。她想起自己的愛情與婚姻，就像是一首未央歌的失落，從初戀時跟男朋友為了阿波羅式與戴奧尼索斯式的藝術取向爭得面紅耳赤，到現在的丈夫在婚後一次無意間透露他一段最令她私下動容的詩句，其實他並未讀過其本文，而是從一篇她極其厭惡的暢銷作家所撰文章裡擷取出來時，卻感覺不到太強烈的失望或是感傷，那是一種可以稱得上是平淡的情緒，她甚至隱隱感覺，或許在自己的深層意識裡不知自何而始已然認知了這樣的可能性。依據她的經驗，這是思想隨著年齡逐漸分裂而發展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完全投身融入社會的一元集體意識形態，一邊是神往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式的內心狂想，兩邊分屬不同型態的逃避主義，而真正能夠反思現實的探索卻倒難以覓得。在這同時，撘載在兩端中間，拿來用於填補集體的文化意識的，則是大量而空泛的後學詞彙。
她轉念想到自己的孩子，恰恰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進了大學，一些從他以往生命中絲毫看不出引發興趣的學術名詞開始掛在口頭上。基本上她當然樂見學校能啟發自己小孩對於某些議題做更深層的思考，只不過現實當然不會是如同表象的單純美好，孩子對於名詞後面的知識顯然是興趣缺缺的，他不過是把它當成一種廉價而又方便的消費，以至於可以滿口後殖民主義而對薩依德這名字印象稀薄或對為東方主義的內涵完全誤解。她臆測，他們這個世代要的只是一層薄薄的表皮，深度似乎成了負擔，而由此思索而來的幽微矛盾與衝突，這些在她認為最迷人和忘情的部分，應該是被看作一種不應存在的成分。而那種伴隨此種缺乏深度的消費性知識而來的自負和優越感卻是她感到最不可思議的，她時常從孩子不經意的言詞中看到一種相對於中低階層或學歷的全盤輕蔑，或者更進一步來說，對於沒有發聲平台，沒有資源掌握群體的蔑視。而這種對於掌握資源的追求及附和，卻能夠包裝在眾多連說出口的人都不明瞭的名詞內，成為群體思想的主流或甚至於代表自詡為所謂知識份子的良知，這在她看來實在是一種令人戰傈的現象。她當然也想到，在這個負有自信，能大聲也被鼓勵說出自己所謂論述的當代，相當諷刺地也是自己青少女時期默默埋在心內的理想，在那種自身理念能夠沒有負擔，沒有羞怯感地大聲講出的同時，面臨的問題卻是當年尋找出口的那名壓抑少女所不能預見也無法承擔的，再加上本身的下一代也在置身其中，她覺得自己反倒是沒了立場，不管用哪種態勢去面對都會感到有欠公允，也就茫然了。
紅燈悄悄地轉成了綠燈，她把自己神遊的思緒拉了回來，邁開腳步。這一段突如其來的思考看來也難以在她往後的日子留下任何漣漪，而台北這塊薛西弗斯之石也將繼續滾動下去。這不過是台北都會一個平凡的午後，而她，不過是一位彆腳作家筆下連名字都吝於賦予的人物。

初稿 10/04/05, London
修改 15/12/05, London